文章来源公众号：生物研发笔记 作者：老周
自2017年首个产品Kymiriah获批以来，CAR-T疗法已经在血液瘤领域取得巨大的成功。目前已有六款CAR-T疗法被FDA获批，包括4款靶向CD19和2款靶向BCMA的CAR-T产品。尽管如此，传统自体CAR-T疗法仍面临三大核心瓶颈：
生产周期长：体外改造涉及白细胞分离，病毒转导，体外激活扩增等，整体下来需2-3周，患者可能因疾病进展错过治疗窗口。
生产成本高：CAR-T疗法的单价约40-50万美元（美国）或120万人民币（中国），总治疗费用更是高达百万美元，在没有完善商业医保的发展中国家，高昂的费用极大限制了该疗法的可及性。
安全性风险：CAR-T治疗需化疗清除淋巴细胞，导致感染风险增加，且神经毒性等副作用显著（如Carvykti的CRS发生率高达95%），异体CAR-T更是存在GVHD风险，需要复杂的基因编辑等前期工作。
为了克服传统CAR-T的局限性，以亘喜生物为代表的Fast CAR-T平台应运而生，该平台主要有以下几大优势：
生产流程革新：将细胞制备周期从数周压缩至次日（24-48小时），通过优化T细胞激活和转导步骤，减少体外耗竭。
临床优势显著：核心产品GC012F（BCMA/CD19双靶点）在治疗新诊断多发性骨髓瘤（NDMM）的I期试验中，实现100%客观缓解率（ORR）和100% MRD阴性严格完全缓解（sCR），且仅6例轻度CRS（无神经毒性）。
适应症拓展：率先探索自免疾病，2023年获FDA批准开展难治性系统性红斑狼疮（rSLE）临床试验，利用双靶点设计深度清除致病性B细胞。
因看重其缩短生产时间、降低成本的潜力，阿斯利康2023年12月以12亿美元收购亘喜生物，揭开了Fast CAR-T的热潮。然而，刚过去仅一年的时间，资本的热潮又开始追逐起了In Vivo CAR-T(体内CAR-T)技术。
与Fast CAR-T相比，In Vivo CAR-T技术颠覆在于其完全跳过了体外生产环节，而是通过递送系统直接在患者体内生成CAR-T细胞，这就把生产成本降低至传统CAR-T的10%，大幅提升CAR-T疗法的可及性。另外，mRNA递送系统的介导的体内CAR-T只会在宿主细胞内短暂表达，避免了可能的基因毒性及细胞因子毒性，特别适用于自身免疫疾病。
早在2024年，艾伯维（AbbVie）就与Umoja Biopharma达成了合作获得后者的CD19 靶向体内 CAR-T 候选药物的独家选择权，并可拓展至额外4种CAR-T 疗法。2025年1月，安斯泰来（Astellas）与 Kelonia Therapeutics 合作开发现货型体内 CAR-T 疗法；3月阿斯利康（AstraZeneca）收购EsoBiotec获得其工程纳米抗体慢病毒平台（ENaBL）生成的体内BCMA CAR-T(ESO-T01)；5月原启生物与 Umoja Biopharma 合作利用其VivoVec平台开发多适应症体内 CAR-T；6月艾伯维收购CAR-T之父Carl June参与创办的 Capstan Therapeutics，获得其靶向脂质纳米颗粒（tLNP）介导的mRNA 递送以体内生成CD8+ CAR-T 细胞的技术平台。单是2025年上半年，头部药企交易总额就超过了32亿美元，一系列大刀阔斧的并购事件直接把In Vivo CAR-T推上了新一轮的资本热潮。在本轮热潮中，跨国药企（MNC）通过收购弥补技术缺口，中小型企业通过合作加速临床转化，医药圈又迎来一片欣欣向荣的局面。
尽管受到资本的热烈追捧，但是In Vivo CAR-T仍然面临着一些急需克服的困难和挑战。
1.实体瘤的局限
体内CAR-T更多一种生产工艺上的创新，传统CAR-T在实体瘤中面临的困境对于体内CAR-T来说一样不会少。
肿瘤微环境（TME）抑制：
实体瘤的免疫抑制微环境（如高表达TGF-β、PD-L1）可抑制CAR-T细胞浸润与活性，导致疗效不佳。体内生成的CAR-T可能尚未激活即被耗竭。
抗原异质性：
实体瘤抗原表达不均，单一靶向CAR易漏杀低抗原表达的癌细胞。需开发多靶点CAR（如串联CAR），但体内共递送多个基因的技术尚未成熟。
归巢能力不足：
体内生成的CAR-T需从循环系统迁移至肿瘤部位，但缺乏体外疗法中预激活的趋化因子受体，导致肿瘤浸润效率低，未来可能需结合装甲型CAR（Armored CAR）设计。
2.靶向精度与转导效率
靶向特异性不足：
病毒载体（如慢病毒LV、腺相关病毒AAV）虽转染效率高，但天然缺乏T细胞特异性，易感染肝细胞等其他组织，导致脱靶效应和潜在毒性。即使通过工程化改造（如添加T细胞靶向配体或抗体，DARPin, CD3, CD4, CD5, CD7, CD8,），仍难以完全避免非目标细胞转导。
非病毒载体转染效率低：
脂质纳米颗粒（LNP）或聚合物纳米粒虽安全性更优，但体内转染T细胞的效率远低于病毒载体。例如，LNP包裹的mRNA易被溶酶体降解，且从内体逃逸至细胞质的效率不足（<10%），导致CAR表达量低且短暂。虽然可以多次递送，又容易被自身免疫系统识别，进一步降低转染效率。
3.安全性与免疫原性
插入突变致癌风险：
病毒载体（尤其慢病毒）可能随机整合至宿主基因组，干扰抑癌基因或激活原癌基因，导致继发性恶性肿瘤。FDA已对体外CAR-T疗法提出相关警告，而体内疗法因无法进行回输前质检，风险更高。
免疫反应与毒性：
载体本身（如AAV衣壳蛋白）可能引发机体免疫应答，中和载体并降低疗效，重复给药受限。此外，体内CAR-T可能诱发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（CRS）或神经毒性（ICANS），尽管其严重程度或低于体外CAR-T，但临床数据尚不充分。
脱靶毒性：
非T细胞（如造血干细胞）若被转导表达CAR，可能攻击正常组织。例如，CD19 CAR若误靶B细胞前体细胞，将导致B细胞发育障碍。
4.生产工艺与监管挑战
规模化生产难度：
病毒载体生产复杂、成本高昂（占疗法总成本60%以上），且需满足GMP标准；非病毒载体的靶向修饰工艺（如抗体-LNP偶联）仍处于早期优化阶段。
质量控制缺失：
体内疗法无法像体外工艺那样进行CAR-T细胞的功能验证（如扩增能力、杀伤活性检测），需依赖间接生物标志物（如血清细胞因子水平）评估疗效，增加临床不确定性。
监管路径不明确：
现有监管框架基于体外细胞疗法制定，体内疗法因涉及基因治疗载体，需重新定义安全性评价标准（如长期基因组整合风险）。
5.替代性疗法的竞争与挑战
二代体外CAR-T的改进：
新一代体外疗法（如Galapagos的GLPG5101）已实现分散化生产，将“静脉到静脉”时间缩短至7天，部分解决了体内疗法的核心优势。Fast CAR-T甚至能将生产时间缩短至1-2天，进一步压缩生产带来的成本。
双抗药物的崛起：
双特异性抗体（如CD3/CD20为代表的T细胞衔接器）可模拟CAR-T作用机制，具备“即用性”和更低毒性，尤其在血液瘤领域可能挤压体内CAR-T的市场空间。
总结：
体内CAR-T疗法通过病毒载体与纳米载体直接递送CAR基因，有望彻底变革细胞治疗范式，实现 "即用型"（off-the-shelf）、低成本、无需化疗预处理的癌症治疗。尽管当下受到资本的热捧，我们也不能忽视In Vivo CAR-T面临的局限与挑战，即如何实现高效、特异的体内基因递送，同时平衡安全性与持久疗效。未来的竞争将聚焦实体瘤突破和自免疾病治愈性方案的临床落地，实体瘤微环境调控、规模化生产及长期安全性验证仍是未来5年需攻坚的关键方向。目前全球大多数管线仍处于临床前或发现阶段，其最终临床应用仍需大规模临床试验验证。
